zt:巴勒斯坦的死結與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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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沙的憤怒戰(zhàn)火熊熊燃燒了兩周后，行動遲緩的聯(lián)合國安理會才終于勉強通過了一份要求雙方停火的決議草案，但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就遭到了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共同拒絕。 兩周來，國內媒體發(fā)表了大量相關評論。除了有關戰(zhàn)事進展及國際調停的技術性分析外，論者大多從道義出發(fā)，對戰(zhàn)端的一方或雙方發(fā)出譴責或呼吁，間或也夾雜著一些因塞繆爾·亨廷頓之死而碰巧觸動的“文明沖突”之類大而化之的感慨。值得注意的一個新變化是，面對本輪以巴沖突，國人對以色列的同情乃至贊譽之聲漸漸響亮起來，這或許可以被視為我們長期接受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義事業(yè)、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教育的一種心理逆反。我對軍事一竅不通，沒有資格談論戰(zhàn)爭本身，本文只想從歷史與現(xiàn)實政治的角度建立一個分析類似國際爭端的思想框架。 巴勒斯坦問題的根源是以色列這個現(xiàn)代猶太國家的建立。聯(lián)合國大會于1947年通過決議，同意次年英國委任統(tǒng)治結束以后，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上建立分別由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組成的兩個獨立國家，從此點燃了這個中東火藥桶的引線。當今中國的“挺以派”觀點大多立足于這一紙聯(lián)合國決議，然而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從巴勒斯坦乃至整個阿拉伯民族的立場來看，所謂聯(lián)大決議，不過是西方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的一塊遮羞布而已。因此，絕大多數(shù)阿拉伯甚至伊斯蘭教國家時至今日仍拒不承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合法性。我們中國人對這種民族情感應當是非常能夠感同身受的——假如聯(lián)大通過一項譴責中國人權的決議，我們會乖乖接受？況且，6年前美國并未獲得授權即悍然入侵伊拉克，事后不也得到了包括聯(lián)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默認嗎？難道聯(lián)合國的意見只要有利于阿拉伯人就可以不被遵守，而不利于阿拉伯人就必須被遵守？強硬的伊朗總統(tǒng)內賈德就曾不無道理地說過，如果西方人覺得對不起猶太人，為什么不在歐洲——比如奧地利——劃出一塊土地供他們建立以色列國？ 其實，所謂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在19世紀中后期就開始興起，早在以色列這個國家成立之前的半個世紀里，特別是在一戰(zhàn)結束、奧斯曼帝國覆滅、英國托管巴勒斯坦以后，已經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從歐洲遷居至這片3000多年前上帝“應許”的神圣故土，購置地產、建立猶太人自治社區(qū)。在土耳其及以后的英國人治下，信奉不同宗教的多數(shù)阿拉伯人與少數(shù)猶太人基本和睦相處。實際上，在雄據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的奧斯曼帝國境內，巴勒斯坦歷來是帝國諸阿拉伯行省中最富庶和開化的地區(qū)之一，也是多種族雜居地，圣城耶路撒冷一帶歷來還居住著許多基督徒。況且，追根溯源的話，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根同種，均屬閃米特（Semite）族。 一個現(xiàn)代猶太國家之所以能在滅亡將近2000年后得以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主導下重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二戰(zhàn)中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一方面造成了數(shù)以百萬計亟待安置的猶太難民，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全世界對猶太人命運的強烈同情和關切，這又與西方世界在過去2000年里對猶太人的種種不義的負疚記憶緊密連接在一起。第二，也是更為決定性的，猶太人素以善于經商理財和民族凝聚力強著稱，他們組成的強大游說集團往往能夠對英美等民主國家的政策發(fā)揮重大影響。鑒于此，如果寄希望于奧巴馬就職后美國政府能夠拿出什么公正中立的中東政策以平息加沙戰(zhàn)亂，恐怕是相當不切實際的——猶太人團體歷來是民主黨的最大支持力量，它們提供的政治捐款達到了本次大選民主黨所獲得的全部捐款的一半。 當然，以色列的順利重建也許還不能排除另外兩個可能的政治算計和宗教情感因素，在中東這片戰(zhàn)略要地嵌入一個親西方的榫頭以發(fā)揮對阿拉伯世界的制衡作用，同時讓文化與西方相對接近的猶太人去控制基督徒們心靈中的圣地，無論對美英等國的政府還是民眾，都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憑借著西方的支持和歷史上飽經磨難的猶太人自身的發(fā)奮圖強，新生的以色列迅速崛起成為中東地區(qū)的頭等民主強國。從建國后的第二天到1973年的25年間，以色列在四次與阿拉伯聯(lián)軍的“中東戰(zhàn)爭”中越戰(zhàn)越勇，非但未被消滅，反而占領了巴勒斯坦全境，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的建國進程也因此一再拖延。 根據今天的一般標準，許多人將激進的哈馬斯定義為恐怖組織。實際上，在巴勒斯坦處于支配地位的溫和派政治力量法塔赫在過去近半個世紀里曾經走過與哈馬斯路線可謂如出一轍的前半程。從“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這個正式名稱中我們就可以感覺到法塔赫成立之初的強硬立場，即武力趕走猶太侵略者，解放巴勒斯坦全境。但隨著歲月的流逝以及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后，法塔赫領導人終于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要消滅以色列是不可能的，過火的武裝斗爭只能讓原本對巴勒斯坦人充滿同情的國際社會轉而變得疑慮和反感。于是他們的立場逐漸軟化，開始尋求與以方談判謀求共存之道，而越來越多的其他阿拉伯國家也無奈地接受了猶太國家的實際存在，他們中的極少數(shù)——如埃及——甚至還正式承認了以色列。 然而，就像世界上大多數(shù)不發(fā)達的戰(zhàn)亂地區(qū)一樣，巴勒斯坦存在許多擁有獨立武裝的政治派別，法塔赫并不能完全掌控整個地區(qū)局勢，而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就是它最大的競爭對手。在2006年1月底舉行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中，正式進入世人視線不到20年的哈馬斯一舉擊敗擁有40多年歷史及巴勒斯坦人民精神領袖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奪得政府組閣權。這一變故不僅震動了當時整個國際社會，也使歷盡艱難曲折終于出現(xiàn)一線曙光的中東和平進程發(fā)生方向性的轉折。與法塔赫后期奉行的現(xiàn)實主義路線不同，哈馬斯是一群不肯妥協(xié)的理想主義者，其政治主張幾乎就是早期法塔赫的翻版：武力消滅以色列。在我看來，年輕的哈馬斯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成為能夠與法塔赫分庭抗禮的強大勢力，其源泉正在于此。與世界其他地方不斷重復上演的經典故事異常雷同，在一個民主和法治不健全的社會，特別是對一個飽受異族蹂躪之苦的民族來說，反對派能夠借以挑戰(zhàn)當權派的最唾手可得的精神資源無非集中于兩點：一是利用（煽動）激進民族主義，二是以道德清教徒主義（在許多地方表現(xiàn)為宗教原教旨主義）攻擊當權派貪腐的軟肋。不幸的是，這兩種精神資源在巴勒斯坦民眾心里都是現(xiàn)成的，而且比世界上大多數(shù)地方都要更加豐沛，根本不需要刻意制造和煽動。 然而，無論是鼓動對外使用武力（或憑借武力從一國分裂出去）的激進民族主義還是宣揚修道士般純潔無私的道德清教徒主義，歸根結底都是一柄雙刃劍——身為反對派的時候，它們是指向執(zhí)政者的銳利武器；一旦成為當權派，它們也會對自己造成致命的傷害。在短期內，年輕的哈馬斯政府或許確實能夠做到比老成實惠的法塔赫更加廉潔奉公，但在對待以色列的問題上，它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窘境：放棄消滅以色列這一它賴以安身立命的理想，就會失掉把它送上權力寶座的選民的心，進而失去政權；在現(xiàn)實中不顧一切推進這一理想，則不僅絲毫沒有成功的可能性，還會給整個地區(qū)乃至它自己帶來滅頂之災。也正因為這一點，盡管是在有國際監(jiān)督的民主選舉中光明正大地勝出的，但哈馬斯政府始終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甚至不少阿拉伯國家的承認。 更為現(xiàn)實的問題還在于，由于哈馬斯的政治立場，巴勒斯坦政府賴以維持運轉的西方援助資金（主要來自歐盟）以及老百姓急需的人道主義物資也被大部分切斷了，使這片滿目創(chuàng)痍的土地更加雪上加霜。在左右為難、動蕩不安的過去三年中，法塔赫與哈馬斯的矛盾也不斷激化，終至兵戎相見，形成了巴勒斯坦今天這種武力分治的局面。這期間，哈馬斯不斷利用它所占領的加沙地帶的有利地形向以色列邊境城市發(fā)動零星襲擊，而以色列國內也經歷了政壇更迭。因此，這次對加沙的大打出手可以被看成是以色列國內強硬派在忍無可忍之下主導的一次猛烈大規(guī)模報復行動。 客觀地說，以色列也是沒有退路的。自15年前巴以簽署第一份和平文件《奧斯陸協(xié)議》以來，以色列就一直表示愿意“以土地換和平”，它也確實兌現(xiàn)了單方面從加沙撤軍的承諾。以方的原則很清晰：在守住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它愿意同巴方通過談判解決歷史爭端，甚至愿意幫助巴勒斯坦建國。然而，面對一個一心要消滅自己的敵人，為了保護自己的人民和世世代代猶太先輩奮斗了1000多年才重新獲得的家園，它不得不以牙還牙。有觀點認為，哈馬斯為了打破以色列對加沙的封鎖，獲得生存必需品和戰(zhàn)略生存空間，才不斷向以色列境內發(fā)射火箭彈，因此批評以色列不遵守聯(lián)合國有關決議解除對加沙的封鎖，是造成今日之局面的罪魁。但從以色列的角度看，盤踞在加沙的是一個不消滅自己誓不罷休的武裝力量，難道還應該聽任它源源不斷地補充射向自己的火箭彈？ 我不懂軍事，不敢妄言戰(zhàn)爭的最終結果，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便以色列能在這次大規(guī)模行動中重創(chuàng)直至徹底消滅哈馬斯，它也沒有可能鏟除滋生和哺育哈馬斯的精神土壤。武力只能制造更大和更深的仇恨，一個哈馬斯倒下了，會有更多后繼者冒出來。況且，巴勒斯坦社會現(xiàn)存的比哈馬斯更加激進的武裝組織——如早于哈馬斯成立的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蘭圣戰(zhàn)組織）已經比比皆是。時下有論者指責哈馬斯搶占清真寺、學校、難民營，把加沙巴勒斯坦婦女兒童當作抵御以軍的“人肉盾牌”，是典型的“卑劣怯懦的恐怖分子行徑”。這完全是以一種看客思維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結論，且不說這類來自親以色列的西方新聞媒體的報道是否有歪曲之嫌，即便屬實，我也幾乎可以斷言，相當多被當作“人肉盾牌”的巴勒斯坦人會認為自己是在為民族獨立的崇高理想而自愿獻身。在我們自己的教科書上，那些歌頌普通老鄉(xiāng)舍身護衛(wèi)子弟兵躲避日本鬼子掃蕩清剿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還少嗎？在很多時候，人的精神力量是堅不可摧的。因此，以色列此舉很可能消滅（削弱）了一個今天的敵人，但為明天制造了千萬個敵人。 我想，這也許就是歷史的悲劇！所有人都在為捍衛(wèi)“正義”而浴血奮斗，換來的卻是天下最大的不義。這也是巴勒斯坦問題的死結。 為今之計，要解開這個死結，鑰匙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以色列是一個法治健全的民主國家，它的對巴政策固然會隨著執(zhí)政黨的更迭而左右搖擺，但不會偏離出基本軌道。而從巴勒斯坦這方來說，當務之急是要有一個能夠承認現(xiàn)實并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務實派政治力量全面掌控整個地區(qū)的局勢，并逐步完成武裝力量的“國家化”，只能從它一個口子制定和實施政府層面的對以政策。 但這又很可能會陷落到另一個悖論中去。民主是時代潮流，也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不遺余力鼓吹和希望在中東地區(qū)推動的。巴勒斯坦要建立起單一政治秩序，現(xiàn)在看來也只能通過民主手段。然而，借助民主力量上臺的必定是那些最善于借用和感染民眾情緒的政治勢力，而今天彌漫在巴勒斯坦人民中的最強烈的情緒正是對以色列的仇視。更何況對那些在本輪戰(zhàn)火中妻離子散、父死兄殘的加沙民眾來說，真可謂舊仇未報又添新恨。不要忘記，如果沒有2006年的那次議會選舉，也許今天的局勢要好得多！ 民眾不可能像知識分子那樣理性地剖析和審視如此錯綜復雜的政治問題，進而作出審慎的選擇。因此，面對這片再也經受不起殺戮的世界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未來經民選上臺的巴勒斯坦領導人——不管是法塔赫還是其他什么新興派別——必須具有無比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民族胸懷，同時還需要贏得足夠的時間來平復人民心中的傷痛。在另一方面，猶太人要想獲得一個真正安寧和平的“上帝賜福之國”，不作出比他們現(xiàn)在已經承諾的更大讓步，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